中国气象局三公经费_中国气象局 三精

1.中国历史上有那些慈善家？

2.苏州古镇多,还是无锡古镇多

3.隋文帝励精图治故事

中国古代的慈善家自古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汉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另一名臣****，虽“家累千金”，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

中国历史上有那些慈善家？

高祖即位之初，所行制度大都因循隋朝。随着征战的渐渐结束，各项制度都不断有所更改。自太宗至玄宗，逐步完备底定。这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模式。

1。中枢决策

大一统帝国的兴盛，使得中央集权制得以充分发展。决策系统以皇帝为中心，由宰相、中书省和门下省共同组成。

（1）皇帝制度军国大事，皆由皇帝最后决定，以诏敕下达有关部门。诏敕的形式共7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手诏）、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其中，册书、制书最为隆重、重要，发敕（手诏）最为常用。诏敕若涉军国大事，必须用皇帝之玺。隋朝以来，便有皇帝八玺制度。八玺名为 神宝 、 受命宝 、 皇帝行宝 、 皇帝之宝 、 皇帝信宝 、 天子行宝 、 天子之宝 、 天子信宝 ，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八玺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须经皇帝批准，当面启用。

诏敕而行，另有符节制度。当时，有铜鱼符、传符、随身鱼符、木契、旌节等。使用与掌管，都有严格规定。所有符节都分左、右两半，左半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右半由各有关部门执事官掌管。有事用左符传命，左右符合，方可施行。

当时，皇帝的至高无上之权是受到一定制约的。中书省 掌军国之政令 ，负责拟定诏敕。门下省 掌出纳帝命 ，如觉不妥，有权封还中书省。就是说，皇帝的旨意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覆画可，才能颁于尚书省施行。

不经这样的程序，就是违制，可以不承认。这一制度，太宗时执行得最有成效，因而失误少。

围绕皇帝制度，皇储制度也较前代完备。皇太子所居东宫，建置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职官系统，俨然一个 小朝廷.此外，围绕皇帝的礼仪制度、舆服制度、陵寝制度、后宫制度、宗室制度，也都进一步发展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完备程度。

（2）宰相制度隋朝尚书、内史、门下三官虽然 共执朝政 ，但被正式称为 宰相 者唯左、右仆射，而三省的运转轴心在尚书都省。这就是所谓参议国之大事 的三公， 坐于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 而到唐初，则以三官为 真宰相 ，因而称 其制定于唐 。三省名称，已固定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官分别为左、右仆射各1人，侍中2人，中书令2人。三官， 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 实际上，政事堂主要是协调中书、门下两省关系，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争论不决，则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再奏闻。

武则天当政时，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在政事堂议政，实行轮流 秉笔 之制。秉笔宰相称 执政事笔 ，即首席宰相，主持政事堂会议，总其记录。有诏敕签发，需宰相同署名者，除特别重大之事，可由秉笔宰相代署。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以中书令 执政事笔 ，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从此，决策重心由门下省转至中书省。但此时的宰相仍是兼职宰相，即 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三官，在政事堂议政是宰相，回到三省则是各部门长官。

到玄宗时，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改为 中书门下之印.正堂为宰相议政和办公之所，后院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 分曹以主众务 ，为处理各项事务的秘书机构。至此，政事堂制度进一步完备，成为宰相决策和日常办公的重要权力机构，宰相也不再回本部门主持工作了。

鉴于仆射为从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 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以他名。 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 其后，或曰' 参议得失' 、' 参知政事' 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 。但因其本官品位稍低，实际只是副相。太宗晚年，又有 同中书门下三品 的名号，即 同侍中、中书令 官品，可进出政事堂。至中宗时，虽为仆射，但不带 同中书门下三品 衔，则不得参议朝政，不能入政事堂。同中书门下三品 （简称 同三品 ）逐渐成为固定职衔，取代 参知政事 一类名号为副相。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简称 同平章事 ）， 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以（同）平章（事）为名。 ②玄宗以后， 同三品 又为 同平章事 所取代，成为副相的一种固定名称。

（3）决策程序自隋入唐，三省分工明确。中书、门下两省，是中央决策系统的两个关键部门。两省均在皇城之北，合称 北省 ，以别于在皇城内的 南省- -尚书省。

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内史（内书）省为中书省。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西台、凤阁、紫微省，随即又恢复为中书省。置中书令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被尊称为 令公.中书令为正宰相，后来在政事堂办公，中书侍郎便成为本省实际长官。

中书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曾随省名改称西台侍郎、凤阁侍郎、紫微侍郎。中书舍人，置6人，正五品上，亦随省名改称，具体负责本省的中心工作。其中1 人为 知制诰 ，专门负责起草诏敕，列席政事堂会议。6人分别联系尚书省六部，协助宰相处理有关奏章。

门下省自隋炀帝改官制，逐渐摆脱宫廷杂务，至唐初已完全成为专司封驳、参决政事的重要决策部门。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东台、鸾台、黄门省，不久即复为门下省。武德三年，改纳言为侍中，置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侍中为正宰相，玄宗以后不再任命，门下侍郎始终为门下省实际长官。门下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不任命侍中以后升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置4人，正五品上，直接负责本省中心工作，审定诸司奏抄， 驳正违失 ； 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 涂归'.

总括起来，唐朝这一阶段的决策程序大致如下：无论是 朝参 时皇帝与宰相议政，还是皇帝本人提出议题，都要先经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再由中书省知制诰拟就诏敕，送门下省审覆，如无不当，然后呈奏皇帝批准。诸司奏章，也得先经政事堂五房提出处理意见，政事堂会议议决后，再送中书、门下两省走程序。

2。行政体系

（1）中央体制这一阶段，中央行政体制是典型的尚书省六部与诸寺、监上下相系，协同运行的机制。尚书省与诸寺、监之间的职掌，是从隋朝逐渐开始分工明确起来的。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掌政令；诸寺、监是中央事务机关，承受尚书省政令，分别负责某具体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唐太宗所说： 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 。

尚书省在高宗、武则天时，曾改称中台、文昌台、都台，别称南省。名义上以尚书令为长官，但极少授受，故以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置1人，正二品， 总判省事.尚书省总办公厅称尚书都省，又称都司、都台、都堂，以左、右丞为长官，各置1人。左丞正四品上， 通判都省事 ，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丞正四品下，分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又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左、右司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 掌副 左、右丞所管诸司之事。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都在尚书都省办公。

尚书省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各置1人，正三品；各部次官为侍郎，各置2人，正四品下（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六部各领四司，每司各置郎中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1人，从六品上，掌管本司事。吏部、户部、兵部司，有时各置郎中、员外郎2人。

六部二十四司主各项政令，具体分工是：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封爵、勋赏，分领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掌天下田户、度用、钱帛、仓贮，分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掌礼仪、贡举、祭享、朝贡，分领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

兵部，掌武官选授、疆域版图、车乘传驿、戎器仪仗，分领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掌天下刑律、官奴役隶、经费审计、门禁关津，分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掌土木营造、屯田职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分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尚书省之外，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为九寺、五监以及秘书、殿中二省。

九寺长官称卿，各置1人，除太常卿为正三品，其余皆为从三品。次官称少卿，各置2人，除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余皆为从四品上。各寺皆置丞， 掌判寺事 ，2- 6人不等，除太常丞为从五品上，余皆从六品上。大理寺之外，其它八寺皆领 署 一级机构，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置令、丞为正、副长官。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五监，即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其中，国子、少府、将作三监设置稳定，军器、都水二监废置不常。国子监，掌教育训导之事，置祭酒1人为长官，从三品；司业2人为副长官，从四品下。少府监，掌手工技巧之事，置监1人、少监2人，为正、副长官。将作监，掌土木营建之事，定置监1人、少监2人。少府、将作二监，都有 署 一级下属机构。

秘书省、殿中官称监，从三品；次官少监，从四品上，以丞 掌判省事.下属机构称局，类似寺领署。秘书省，掌天下经籍图书，撰修碑志、祝祭之文以及天文历法。殿中省，掌舆乘服御之事，为天子衣食住行服务。

直至玄宗前期，尚书省始终处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位，中书门下发出的诏敕皆由尚书省转发诸寺、监，或根据诏敕制定具体政令交发有关部门施行。

诸寺、监呈皇帝的表章，也交尚书省转中书门下奏闻，批复后仍由尚书省下达有关寺、监执行。尚书省的政令有两种，一是根据诏敕制定的具体施政方案，称 施行制敕 ，主要用于军国大事；一是用于日常政务的程式，称 省符 ，即所谓 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 。大体来讲，六部与寺、监存在相对稳定的政令承受关系，如户部对口太府寺、司农寺，礼部对口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等等。

（2）地方体制隋朝的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到唐太宗时又开始朝着道、州、县制演变。边疆地区，在隋朝都督、都护制中又增加了羁縻府州制的内容。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作为监察区划，不设专职官员，不定期遣使分道巡察。玄宗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增为十五道。每道置访使1人，京畿、都畿二道以御史中丞领使职，其余各道一般以其大州刺史或大都督府长史兼领，职责为监察官。其后，逐渐干预地方政务。

州，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为京、辅、雄、望、紧若干等。京州为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后改称府。辅州以下，主要是为限定官员转迁次序而设。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统计，有358州。玄宗二十八年（740年），有328州。长官为刺史，上州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以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理事。京州为雍州、洛州，玄宗元年分别改为京兆府、河南府，长官为尹，以少尹为副。

县，京城诸县为京县，京郊诸县为畿县，其它地区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吏转迁，又分赤、畿、望、紧若干等。贞观十三年，有1551县。二十八年，增至1573县。长官为令，京县正五品上，畿县正六品下，其它县自从六品至从七品。设丞1- 2人，为令之副。

高宗至玄宗期间，边疆地区陆续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都护府，统管归附的各族部，有大都护府、上都护府之分。大都护府设大都护1人，由亲王遥领，副大都护、副都护各2人，实际主持府事。上都护府设都护1人、副都护2人。

都护府统领归附的各族部，主要通过羁縻州来实现。太宗平定突厥后，西北部族内附，便在其地列置羁縻州，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 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虽不交纳贡赋，但必须为 边州都督、都护所领 ①。

3。监察制度

以官吏监督和言官谏诤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1）监察机构隋炀帝改官制，以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共掌监察。唐朝废谒者台、司隶台，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后仍复为御史台。玄宗初年，以保留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称东都留台，亦称东台或留台。

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置1人，从三品；副长官为御史中丞，置2人，正五品上。下属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别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办公处所。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除了主持本部门公务，另有三项职掌。其一，与刑部尚书、大理卿组成三司，联合审理案件。其二，奉帝命审查囚徒。其三，受理御史奏弹之事。鉴于御史大夫不常置，御史中丞久而久之便成为实际长官。一人在京城负责御史台事务，一人在东都负责留台事务。

三院御史，侍御史主弹奏，殿中侍御史主殿廷秩序，监察御史主巡察。

御史台纠察内外官员，职任颇重。为防其恣意专横，又有尚书左、右丞对御史台进行监督的规定： 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殿中侍御史中有2人分知东、西推，监督太仓、左藏库出纳。同时，尚书省刑部还有比部司，为专门的财政监察、审计部门。

武则天时，增创了知匦制度，成为御史台之外的另一条监察渠道。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命铸铜匦，分东、南、西、北，接纳四方投书。设知匦使1人，以谏官掌领其职，接受投诉；设理匦使1人，以御史中丞或侍御史1人充任，处理投诉。

（2）言官制度唐太宗兼听纳谏，推进了言官谏诤制度的发展。

在决策的中书、门下两省，设置专司规谏讽谕的职官，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均分左、右， 左 隶门下省， 右 隶中书省。谏官两省对置，更有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散骑常侍，左、右各置2人，正三品，多安置元老旧臣，规讽过失者少，侍从顾问者多。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官、谏职。

谏议大夫，左、右各置2人，正五品上，是最重要的谏官。魏征、褚遂良等，都任过此职，再逐步进至宰相。

补阙、拾遗，武则天时始置，左、右皆各2人，分别为从七品上、从八品上。

谏官言事，一是廷争，二是上封。廷争，即在朝廷上当面直言皇帝过失。

太宗时， 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 ，对于军国大事有所谏议。上封，即书面指陈为政得失。玄宗曾下敕令： 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有门司不得有停滞。 谏官言事，一是对皇帝规谏，一是指斥宰相过失。每逢廷议， 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

4。刑律法制

太宗至玄宗前期逐步确立起的刑律法制，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是一个高峰，奠定了宋、元、明、清各代刑法制度的基础。

（1）唐律疏议自高祖即位，至玄宗前期，有过多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根据隋朝开皇律、令制五十三条格。随即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撰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

太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主持重修律令。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律》500条，分12卷（篇）。 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 ， 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同时，又编《贞观令》30卷、《贞观式》20卷、《贞观格》18卷。唐代刑书中的律、令、格、式4种形式，自此开始齐备。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国家制度法规，格是国家机关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公文程式。

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以《贞观律》为本进行修定，仍为500条，12卷，称《永徽律》。同时，修成永徽令、格、式。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又诏以律文为经，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并设问答，辨析疑义，补充疏漏。这些解释文字称 疏 ，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总计30卷。第二年颁行天下， 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②。疏与律合而为一，称《永徽律疏》。

武则天垂拱元年，颁行过垂拱律、格、式。

玄宗时，对《永徽律疏》多次修改，成为后世所称的《唐律疏议》，留传至今。同时，修成《六典》30卷，记录国家机构职掌及其活动，为中国最早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唐律疏议》30卷，分12篇502条。名例篇57条，是总纲，内容为五刑、八议、十恶。卫禁篇33条，为警卫宫廷、守卫关津的条规。职制篇59条，是官吏违法失职的惩罚条规。户婚篇46条，是户籍、田宅、赋役、婚姻、家庭方面的条规。厩库篇28条，为牲畜、饲养、仓库管理方面的条规。擅兴篇24条，是征集兵士、大兴土木方面的条规。贼盗篇54条，为维护统治、个人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条规。斗讼篇60条，是斗殴伤人的处罚条规。

诈伪篇27条，是对欺诈伪造的惩罚条规。杂律篇62条，为不能归入前面九篇的形形犯罪，如、契约、借贷等民事纠纷。捕亡篇18条，处罚逃犯、惩治追捕逃犯不力的条规。断狱篇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条规及处罚条例。

唐律不仅继承、发展了前代律法，大大地丰富了刑事立法的内容，而且十分重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制定了众多调整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的专门条规，成为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完备的古代法典。

（2）诉讼审判以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以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御史台实行对执法的监督，这一司法体制自隋至唐逐步完善、健全。地方州、县虽然也建立起相应的法曹、司法等建制，但基本是与行政机关合一的，由刺史、县令亲掌司法行政与审判。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徒刑以下案件归京兆府），以及刑部转来的地方案件。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认为判决不当则改判，或驳令重审。重要案件，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门下省的给事中可援引律条进行裁正。

必须奏报皇帝批准。御史台的监督，大案要案则由御史中丞、刑部尚书、大理卿共同审理，称 三司推事 ；府州案件，有时由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司直（或大理评事）共同前往审理，称 三司使 ；自诉冤枉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 小三司 共同审理。

各级审判机关的权限，规定十分明确。地方 杖罪以下，县决之 ； 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复审讫 。必须皇帝最后裁定，有时还要命中书、门下及尚书、卿、监共议，然后再由皇帝裁决。除恶逆以上和奴婢杀主，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其它均须决前 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 。

5。科举制度

隋朝始兴科举，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初具规模。到了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选举人才的制度。

（1）取士科目《新唐书？选举制上》概括唐代取士之法，分 岁举 、制举 两种情况。岁举，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天子自诏， 以待非常之才 ，叫做 制举.岁举是 常选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少数年份因天灾歉收、兵变等原因暂停。岁举各科中，以进士、明经两科规模最大。进士科自高宗以后，越来越受应试者的垂青。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 应试人多，考中极少，因而当时将进士登科比作 登龙门.明经科以熟读经书为主，考试较进士科为易，录取也不似进士科严格，因而在当时也有很多报考者。进士、明经两科之外，其余10科多不受人重视，往往无人报考，以至时开时停。本来，秀才科等最高，隋炀帝时尤其如此。可到唐太宗时， 有举而不第者 ，于是停举。玄宗时，一度恢复， 应者多落 ，因而废绝。其他科目，多为中唐以后所开科目，既不为人们重视，录取又颇滥，不时停其科。孝廉举，本是沿袭下来的一个科目，也在 岁举 之列。唐太宗曾亲试孝廉，却不合格，以后也未能发展起来。

岁举中，另有武举一科，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

制举是 制诏举人，不有常科 ，随皇帝临时所需列定科目。如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又如玄宗九年以 边境未清，统边须将 ，下诏有可以运筹决胜、斩将搴旗，或足拟万人之敌、堪为一堡之雄者，各听自举，玄宗亲试。

（2）士子来源前面谈到，唐代取士大致分岁举与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应试者，一是由学馆出身的生徒，二是由州郡贡举的举人。

由学馆出身应试者，为数最多。当时，国子监所统，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以《新唐书？选举志上》的统计，在学生徒2280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为学生，其教学、考试， 如国子制.东、西两京所设馆、学之外，地方也都设学，京都学生80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上县4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20人。玄宗以前，对学馆出身十分重视， 进士不由两监（按：东、西两京国子监）

者，深以为耻 。玄宗时，还曾下敕， 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送举 。礼部考试，也是 先两监而后乡贡.不由学馆而举者，称为乡贡。唐代的乡贡，不同于前代，不由州郡长或大中正推举，而是想应举之人以 怀牒自列于州县 ，参加考试，然后到尚书省 疏名列到，结款通保 ，再由户部集阅 ，进行统考。唐代以乡贡入京考试之人谓 举人 ，不同于明清称乡试录取后之人为举人。唐代所谓 举人 ，只是可由此而应进士试，当时又称为 举进士.乡贡，每年仲冬，随各州进贡品而入贡举人。每岁随物上贡举人，都以京兆府（西京长安所在州）为最多。玄宗后期， 禄者以京兆、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 ，乡贡逐渐受重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膏梁之族挤入乡贡，学馆读书视为鄙事。

（3）中试授官岁举各科出身虽各不同，但考试时间和考场主考人是相同的。主考官初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玄宗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充任，一直沿袭下来。

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

各科考试，规定明确。择其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转录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5道，以文理通粗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4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书问大义10条，答时务策3道，亦为4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5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

这种常科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官，还得有一定的选限方可赴集而试。玄宗三年（715年）六月的一道诏书说得很明白： 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 经过吏部试判，中者才授官。

秀才等为最高，授官时品阶也高于其他科。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等，从八品下。

明经科，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

进士科，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制举则与岁举不同，登科后便可授官，但也有等第之分。如太极元年（712年），玄宗即位后制举，韩休、赵冬曦应贤良方正科，对策并为乙第；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

苏州古镇多,还是无锡古镇多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

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另一名臣王丹，虽“家累千金”，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

隋文帝励精图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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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镇的确很多，但作为一个无锡人么，还是希望你去无锡的，理由如下：

　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复制的，不管时光如何流转，人世间的某些东西依然能够穿透岁月长河。一如古镇，他们沉默无言，但却带着历史的荣光矗立在城市的深处，把祖先的光荣与梦想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

无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拥有许多久远的古镇，这些古镇有的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而有的，依然带着历史的风霜，矗立在不为大众所知的角落里。走近它们，你会发现，它们朴素的外表下蕴含着令人惊讶的万千气象，隔着岁月长河，依然能感受到这片土地过往的光荣与骄傲！

一、江南祠堂 惠山古镇

无锡惠山古镇地处无锡市西、锡山与惠山的东北坡麓，距市中心仅2.5公里，京杭大运河紧靠其北流经。它以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优美、古祠堂群密集分布为特色，是无锡老街坊风貌保存完好的唯一街区。

惠山古镇风光

无锡的惠山，不仅集灵秀与古韵于一身，也是无锡的文物荟萃之地，其中，位于惠山寺周围的祠堂建筑群，堪称中国祠堂建筑的博物馆。2006年6月，经院批准，公布惠山古镇祠堂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惠山祠堂中的华孝子祠、至德祠、尤文简公祠、钱武肃王祠、淮湘昭忠祠、留耕草堂、顾洞阳祠、王武愍公祠、陆宣公祠、杨藕芳祠等10座祠堂为全国文物保护重点祠堂建筑。尘封隐迹半个多世纪的“拜石山房记”、“东壁碑”、“西壁碑”、“浴日泉”一大批等珍贵石刻文物、古迹也在修复中得到保护和恢复。除重点祠堂外，惠山古镇还对57座祠堂进行了修复和恢复。恢复牌坊16座，牌楼一座。增建绣嶂阁一座。康熙“山色溪光”景观墙一座。

惠山古镇入口广场已基本修缮，并增加了西神广场、关刀河、牌坊群、锡山余脉延伸等旅游景观看点。广场正中，建有大型标志性建筑照壁一座。正面镶有集朱熹墨宝而成的“惠山古镇”四个大字，每字1.6米见方，字体刚毅雄特、沉深古雅。其中一气呵成的“惠”字，细观竟有“十里连心”的含义，从中反映出古代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意境。照壁的反面，贴有出自《惠山古今考》卷首的“九龙山胜迹图”。此图画于明万历年间，线描手法，将惠山及古镇山色景物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复原的关刀河南侧，堆垒了一座与锡山相连的土山，从而使锡山余脉延伸到锡山大桥下的古华山路边，土山上种植大批林木修竹，使古镇景观与锡山龙光塔影交相辉映，更加优美。而关刀河经过改造，其上侧已先期恢复了清代建筑和碑廊。不久还将恢复“诗冢”和碑刻，再现顾光旭写诗、爱诗、迷诗的佳话。

惠山古镇风光

惠山古镇保护范围为东西长1.7公里，以黄埠墩和惠山寺为界，南北位于锡山大桥和通惠西路之间，宽0.8公里，总面积约103公顷。其中惠山寺至宝善桥之间为核心保护区，面积25公顷，锡惠路以东78公顷为古镇配套发展区及风貌协调区。其规划布局由古运河惠山浜水街、五里香塍祠堂街(直街)两条水陆风景为轴线，通向千年古刹惠山寺与天下第二泉的景观核心。

惠山古镇风貌区主体在惠山横街、直街至宝善桥以东惠山浜一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通过对该区域内各类建筑的重新整合和环境治理，以惠山古祠堂群为依托，恢复原惠山古镇的传统风貌，形成惠山浜沿岸的两条传统古街市、两条夹巷内街和惠山浜水上旅游通道，从而建成从寄畅园东侧延伸至黄埠墩的惠山古貌风貌区。

修复后的惠山直街，另一亮点就是印证惠山古镇悠久历史文化的照壁、牌坊。现有11座牌坊，牌坊形制有大有小，其中关刀河处恢复牌坊6座，这些照壁与牌坊，不仅美化、丰富了惠山古镇的景观，还为游人了解惠山古镇悠久历史和祠堂文化提供了方便。　　古镇的惠山老街立于惠山直街东端。街口竖立一块石碑横额。正面砖刻“五里香塍”四字，晚清窦承焯书；反面篆书“九峰翠嶂”。系邵宝八世族孙涵初所书。碑立于清咸丰六年。五里香塍，原为无锡西门至惠山的一条大道。16年，京杭运河无锡段改道，五里香塍已被湮废，近惠山一段建成林荫大道，称惠山直街，街上保持着江南民居老屋，经销惠山泥人的店铺林立，龙头下有惠山泥人博物馆，宝善桥有惠山泥人厂，街上有张巡庙。

惠山古镇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厚，号称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文化遗存及历史性建筑比比皆是，并有国家、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处。惠山古镇已发现ll8处历代祠堂建筑和重要遗迹，汇集了自唐代至民国时期的80个姓氏，180个历史名人。其数量之多、密度之高、类别之全、风貌之古朴，为国内所罕见。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参与兴趣感，今后是探胜访迹、寻根文化体验互动、凭吊先贤道德哲理、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内涵之源。

二、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 荣巷古镇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数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荣巷的繁荣。又因为它处在喧嚣的城市边缘，所以几轮城镇大开发的浪潮都没有波及到它。可以说，荣巷被抛在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它一直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演变着。

荣巷老街上的房子石脚都外往突出，希望本族子孙后代可以“出人头地”。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荣巷古镇，位于无锡西郊、滨湖区的河埒地区，南临梁青路，北跨梁溪路，东至洪桥路，西到梁湖路，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如今老街旧巷格局犹存，晚清民初建筑保存基本完好。荣巷古镇的历史价值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因为那里不仅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故里、原国家副荣毅仁的出生地。而且，也是我国近代开风气之先、崛起大批民族工商业家的摇篮地之一。

明朝初年，荣氏始祖荣清带着3个儿子从湖北迁到南京金陵，然后又从金陵在明朝初年十五世纪初迁到无锡，荣清来时已经80多岁了。经过十几代人的发展，这3个儿子居住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上荣、中荣和下荣。大概在十九世纪中期，荣巷这一带就非常发达了，到二十世纪民国初年，就正式建了荣巷镇。

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荣氏家庭在民族工商界的崛起，给荣巷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建新宅，造祠堂，同时也为镇上兴办公益事业，修桥梁，铺道路，办学校，开医院，建立公共图书馆，从而使荣巷成为无锡西郊最大最有影响的水乡集镇。

荣巷中心小学内的晴雨操场，两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底层为礼堂，也可兼作操场使用。上层纯为操场。

至今，荣巷还保存着一条长约380米具有近代风貌的老街和157座具有时代烙印及地方特色的近代建筑群。这些建筑不仅数量多，形式各异，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绝大多数都属荣姓，这种聚族而居，群起而发的现象，在江南乃至更大一些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荣巷的老建筑大致分为三类，一个就是传统的中式，砖木结构，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砖雕门楼精致；第二就是中西合璧，半古半今，外墙一般是清水做法，西式造型，而里面则保留着砖雕门楼；第三类就是比较西化的，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三类建筑都体现了当时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审美情趣。

荣巷之所以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近代建筑形式，与荣氏家族多种产业不无关系。荣氏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涉及了众多的工商业部门，产生了诸如“纺织大王”、“面粉大王”、“颜料大王”等等，更有从事电讯、洋行、钱庄、药材、铁号等行业的，由于各家情趣不同，所以建的房子也就不一样了。

荣巷老街全长约380米，呈“∽”状，当地人说是“龙”形。

在这条屋旧檐漏的老巷里，深烙着中国民族工业先驱留下的足迹。荣巷的弯弯小巷已被城西大片高楼所包围，昔日巷前有条小河名梁溪，为无锡古称，如今已被车轮滚滚的公路所替代。巷内平房见多，院墙高高，露出饱经风雨的青砖。庭园不大，仍留有老井或山。巷内多数人家属“梁溪荣氏大家族”。

从梁溪路拐进荣巷老街，远远看去，只见昔日的小巷已经被周围大片的居民楼包围。但一进入巷口，你就感觉仿佛到了上个世纪。那狭窄的路面，斑驳的民国旧门楼，木结构的裾板……好像时时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荣巷老街的建筑近百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街道两旁的房子大体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些改建的新楼房，而且已繁华不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荣巷街，最繁荣的时候有近百家店铺，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商业中心。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街上众多的店铺，或迁移，或改行，或者歇业，现在依旧开着的已经没有多少了。与昔日的热闹相比，如今的荣巷倒多了几分古朴和安宁。这里已经没有了行色匆匆的人群，没有了混乱嘈杂的车辆，没有了此起彼伏的叫卖，没有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是深厚凝重的历史，有的是默然无语的建筑群，有的是寂寞悠长的深巷……

大公图书馆开馆于1916年10月10日。今门饰已改，与旧时不同。

荣巷中心小学前身是“荣氏公益学堂”，是由民族工商业家荣宗敬、荣德生为首的荣氏家族于1906年创办的，至今已有101年的历史。在荣巷中心小学里有一个独特的建筑，那就是晴雨操场。晴雨操场顾名思义，就是晴天和雨天都能开展活动的操场。它建于1915年，占地约400平方米，操场为独特的两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底层为礼堂，也可兼作操场使用，上层纯为操场。由于荣氏家族财力雄厚，建筑的时候选用的都是上乘材料，水泥、钢筋和马口铁都是进口的，所以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建筑基本保持完好。

在荣巷，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一看，那就是荣德生先生创办的大公图书馆原址。大公图书馆1915年开工建设，1916年建成开馆。它是一幢两层的方方正正的建筑，看上去有点中西合璧。现在墙是白色的，柱子是灰色的。荣德生与其兄长为办图书馆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统计，两人为办公益学堂和大公图书馆两项事业投资共达一百万银元，并以茂新面粉厂下脚料麦灰收入捐作常年经费。大公图书馆成为当时无锡地区最具规模、最有影响、且管理也最完善的私人图书馆。1921年编制出版“藏书目录”时，藏书已有11万7千1百多卷，其中有很多是善本。1952年荣德生去世。遵照他的遗嘱，其家属将大公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捐赠给无锡市图书馆，大大充实了图书馆的馆藏。

当无锡城市建设不断改变着老城面孔的时候，一些过去岁月的痕迹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荣巷算是一个例子。荣巷古镇是华东地区保存较为完整，价值较为丰富的近代建筑群落，在如此小的范围内，聚集如此多的同姓建筑单体，实为罕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开发价值优于乌镇、优于周庄。

三、江南第一古镇 梅村

梅村位于无锡市东南方，距无锡市中心12公里，梅村古名梅里，乃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因让王位从陕西岐山奔吴至此建勾吴国时的都城。公元3200多年前，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非常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想将来让姬昌继承王位。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这个愿望，就三让王位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到了现无锡市郊的梅村(也称梅里)，开发了广大的江南地区，建立了吴国，因此梅村也被誉为“江南第一古镇”、“至德名邦”。以后姬昌继承了王位，就是赫有名的周文王，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八百年的周朝。

江南第一古镇

泰伯到梅村时，这里还是荆蛮之地，泰伯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耕种技术传授给当地的人们，并带领人们开挖了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泰伯港，以后经历代加宽。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运河还是当地主要的交通渠道。泰伯开发了江南地区后，建立了吴国，以后这里的人民就以国为姓，延续到现在已有120代。现在全国有吴姓居民2400万，海外400多万，他们的祖先就在梅村，有许多人到这里寻根祭祖，纪念和学习他们的祖先泰伯“三让”王位的高尚品德。他们还组织了一些人在泰伯庙中编写吴氏宗谱，也有许多人到这里续家谱。

梅村古称“蛮村”，因泰伯性喜梅花，曾带领群众广植梅树，陶怡心情，为了纪念泰伯开发“蛮村”的功绩，于是改为梅村。并将镇上伯渎河向南的一条支流称为“梅花港”，港上的桥叫作“梅花桥”，梅花港边的一条街道也叫“梅花街”。

梅村

在生活上，泰伯教化乡民改“半生为食”为全熟全食，使人们的体质得到了不断增强。居住条件也有改善，改“搭棚为窝”为建村立巷，把分散的土著居民适当集中起来，建立了著名的江南第一村——荆村，江南第一巷——蛮巷，这对教育群众，组织生产甚为有利。直至现在那里两个村巷。仍以“荆村”、“蛮巷”为名。

在传播和发展文化、方面，泰伯和当地蛮民一起，用了“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的方法。聚居在岐山之下、渭水之滨的周族，是一个善歌的族群，他们创作的《公刘》、《七月》等著名诗歌成为《诗经》中重要部分。泰伯到无锡定居终生，这些诗歌首先对无锡产生直接影响。泰伯把周族的诗歌和当地原有的蛮歌、土谣结合起来，后人称之谓：吴歌。六朝《陈书》云：“讴歌所往……自求于泰伯者矣”。传说，梅里北九华里的里山坡的“歌午墩”，就是泰伯在那里常唱吴歌的地方。

梅村风光

为纪念泰伯开发江南，宣扬他三让王位的“至德”，歌颂他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伟大功绩，从汉代起，人们分别在泰伯建吴和开拓的梅村镇，以宅为祠和庙，在铁山上建造了泰伯的墓——皇坟，在惠山建了泰伯殿。泰伯庙始建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是汉桓帝刘志敕令即宅为祠，现存主殿、建于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清代也有修建。1983年至 1986年进行整修，并复泰伯塑像一尊，吴国历代帝王、名人塑像30尊。泰伯墓始建于东汉永兴二年，由吴群太守糜豹督办建造，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1983—年无锡县整修。泰伯殿建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3年)，为无锡知县吴钺筹建。至于泰伯墓、庙的碑记、碑文也很多，自汉至清，代代皆立，有文字记载的达21块，现在保存的尚有12块。

现在的梅村古镇周围有三华里左右，即上古泰伯城的内城，为江南最早的古城。可惜古城的遗址、遗迹，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埋没荡尽，徒有“故吴墟”之称了。

梅村泰伯庙1957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省人民拨款整修。再整修好的泰伯庙仍保持明清两代建筑风格，四周黄石围墙。庙前有照池，池上架单孔拱形石桥，名“香花”，为明代原物，制作古朴。桥北立有一座高大的石碑坊，上镌“至德名邦”四字。石坊北为头山门，立有六根石柱，系青石质地，都是两截镶装而成，每根都是高6米。中间两根饰有云龙纹，两旁的柱上饰有仙鹤云彩，此种古建筑目前国内罕见。泰伯殿高大雄伟，单檐歇山顶木结构，屋顶曲线自然流畅，出檐奔放，周有檐廊。全殿檐柱全用石料制成。殿内有14根楠木柱，上饰朱漆，下立于复盆石础目。古朴威严，令人肃然起敬。殿内上悬“至德高风”、“至德莫名”匾额。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荡口古镇

荡口镇位于锡山市东部、地处锡山、吴县、常熟三市交界处，距无锡市25公里，境内水丰富，水陆交通方便。荡口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华蘅芳、华君武、王莘等名人的故乡。古镇的教育尤为发达，钱穆、钱伟长、钱临照等名人学者少年时代曾在此求学。相传南宋初年，在现今荡口杨安桥一带，聚居着以渔、农为主的丁氏家族，这是荡口集镇的最早雏形，故荡口镇原名为“丁村”。至元朝末年，富绅华征固、华溪碧父子定居荡口，在镇上营造铁木作坊，开设饭铺、茶楼，交易农副产品等。

荡口古镇

明嘉靖年间，华氏后裔华察官居翰林院大学土，荡口华氏也因此门庭显赫，陆续在镇上火兴土木，盖建“牌楼墙门”、“御赐墙门”等高宅深院。加之据传“丁氏”家族为“二十四孝”中丁兰后裔，深得朝廷器重，故荡口镇—时盛况空前，街市繁华，商贾云集。其时，街镇南北长5百余米，街中小河流过，两旁大小商店百余家，集镇巳初具规模。由于镇区周围河网交错，水路畅通，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至清末民初，荡口镇巳逐步发展成为当时锡东地区的一大商埠，有“小苏州、银荡口”之誉。

荡口古镇

荡口镇历来名人辈出，明代首创铜活字印刷的华燧，第一个用工尺符号记录大量琵琶曲谱、《十面埋伏》琵琶曲编写者、清末民族音乐演奏家华秋苹，引进西方科技、开创我国兵工、造船、机械等工业，并与徐寿合作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黄鹄号”的华蘅芳和同为数学天才的其弟华世芳，首创乱针刺绣法的民国刺绣艺术家华图珊，民族实业家华绎之，当代家华料武，作曲家王莘等都出自荡口。此外，国学大师钱穆、钱伟长叔侄，中科院院士钱临照、钱临希兄弟，著名音乐家刘天华，以及教育家顾毓秀等都曾与荡口结下过不解之缘。

北仓河、人民桥和沿岸民居。

荡口又是无锡100多个古镇中历史古迹最多和古镇风貌保存唯一完好的。义盛河两岸，保存着成片的明清古建筑群。华蘅芳、华世芳弟故居、江南第—义庄、华氏始迁祖祠楠木厅、三公祠等建筑古朴厚重；幽深绵长的青砖小巷记录了千年历史的沧桑；更有植福寺戏楼、果育鸿模小学，蔡鸿声故居，中山中学思泉亭……

一个个历史文物点向人们昭示着荡口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五、三面环水的江南水乡 巡塘古镇

巡塘古镇坐落在无锡太湖新城，与太湖国际博览中心隔着一条和风路。“巡塘镇”始建于1913年，坐落于巡塘河畔、三面环水。古镇上的建筑，十足的传统江南水乡味道。旧时的巡塘镇百业兴旺，烟酒杂货、布帛、铁铺、茧行、猪市、饭馆、面店、茶馆、老虎灶(供应开水的铺子)、鱼肉菜摊、邮政、药材、诊疗所等，一应俱全。特别在每天早晨到上午十时这段时间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最为热闹。位于巡塘老街尽头处的一座石拱桥。两侧的桥栏已经失去，但桥身基本完好。据查证，这座巡塘桥始建于1819年到1821年间，甚至可能更早，目前看到的这座桥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重建的。桥上两梁上刻有“重建古巡塘桥”六个字，至今已有120年。

确立三省六部制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三省六部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6]

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开皇十年（590年）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文员的聘用方法。[6]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建大兴城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杨坚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

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

隋代大兴城 (1张)

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大兴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为巨大的城市，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

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开皇盛世

开皇之治是杨坚在位二十多年中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杨坚倡导节俭，节省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杨坚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杨坚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杨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37年（即从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贞观四年（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杨坚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12]